援引他經,失其句讀

耶穌來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長大的地方。在安息日，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，站起來要念聖經。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，他就打開，找到一處寫著說：“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。。。”於是把書捲起來，交還執事，就坐下。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穌對他們說：“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。”眾人都稱讚他，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。。
    ——《路加福音四章16-22節》

現代人對這段記載大概沒什麼感覺，畢竟大家都受過教育，讀幾個字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好吧，古代識字率低，但一個鄉村總也有一兩個看得懂聖經的人，不是麼？其實這倒未必有想像的簡單。歐洲中世紀普遍識字率也不高，但是主日崇拜還是要讀經，聖經又是拉丁文寫的，所以假若村裡的教堂有人造訪，牧師可能會先詢問訪客，是否能讀拉丁文，可否幫忙念一段經文。畢竟一般教堂只有一點殘缺的新約聖經，而牧師能看得懂的也只有少部分，剩下不懂的胡亂念一下，或者把自己背得滾瓜爛熟的段落背誦一遍，反正沒人懂拉丁文，儀式做個樣子就夠了。

耶穌當時狀況和這種有點類似，唯一差別是，雖然猶太地區共通用亞蘭文，以前的希伯來文大家還是聽得懂，只是看得懂的人比起希臘文或拉丁文又更少了。既然別人請他念，耶穌也不推辭；可是他直接翻開不常翻閱的經節，也沒怎麼吃力就讀了出來，這行動就算是普通管理會堂的人恐怕都難以辦到。大家原先並沒有寄望這週聚會有什麼特別，聽到這段聖經卻愣了，然後稱讚他，有一部分或許是因為他所讀的內容，但其實更多是出於這種能‘觀讀’的人實在不多，一個木匠的孩子居然有這種讀書水準，我們以前怎麼從來不知道？

哦，再加一個細節：當時的希伯來文還沒有標點符號，甚至一個字一個字之間都沒有空隙。對沒受過教育的人來說，這要怎麼認？

看看下面這張圖，左邊是希伯來文，中間是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，右邊是拉丁文武加大譯本的同一段經節，這是做考古文獻的人從原版拷貝，並排對照的。可是右邊拉丁文版每個字之間還有空隙，句子停頓處還加一點（後來的句號偏下，早期的句號卻在文字正中間），希臘文版的就沒有，左邊的希伯來文更沒有（那些兩點三點的符號都是發音，而不是標點）。

這種寫法在中文或許不是大問題，畢竟中文每個字獨立，不太需要分割。可是印歐語系用的都是字母，一個字到哪裡結束，並不好認。用前面引到的以賽亞書，英文NIV版本為例，下面哪一種寫法方便讀？

THESPIRITOFTHELORDISONMEBECAUSEHEHASANOINTEDMETOPROCLAIMGOODNEWSTOTHEPOOR

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on me,
   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
   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.

就算第一種也可以讀懂，讀得卻要慢很多，畢竟單字分割錯了，恐怕連讀音都會出問題，意思更容易混淆。做希伯來文考古的人，往往要把原本文獻重抄在乾淨的紙上，再逐一分辨每個字斷在哪裡；紙上留的空白代表文獻破損的部分，而不是單字語句的停頓。有時因為翻譯有誤，後代還要猜測原文的意思究竟是‘五千人’還是‘五頭牛’。

既然現代人書看得多，尚且不易分析，耶穌那時代要隨便拿起舊約聖經來讀，還第一次就讀通，更是高難度了。有學識的人並不認為這種寫法是文化的缺陷，反而藉機輕視嘲笑讀不懂的平民。中國沒出現標點符號以前，也有類似的狀況。晉朝何休的《春秋公羊注疏序》記敘：“援引他經,失其句讀,以無為有,其可閔笑也,不可勝記也。”顯然文人相輕，上流士子往往以譏諷讀錯句子的人為樂，好鞏固自尊心，樹立自己高人一等的形象。

很奇怪的是，添加空白的句法，希臘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有了，可是這僅限於民間使用，比方經商、記賬等等。話劇劇本也會用空白和標點，甚至大小寫字體，來指示演員聲音語調如何表達。其他標點符號也早就問世，包括逗號、冒號、句號，雖然起先只用在劇本語詞的停頓、呼吸換氣，卻讓讀的人一目了然，不至於讀得結結巴巴。（注：現代的問號和驚嘆號是十二世紀後才發明的，但不代表以前不存在同樣用途的記號。）

然而上流社會幾乎對這種‘發明’不屑一顧。到西元前四世紀，埃及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館長亞里斯多芬(Aristophanes)面對整個書庫難以閱讀的文獻感到厭煩了，也大力提倡每個單字之間添加空白，每個句子添加逗號句號。可惜大學者的號召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響應，反而是政客、律師、名流強調，要培養演說家的天賦，就不能讓書籍太容易讀。底下的知識階層也跟著附庸風雅，不顧原則只顧套關係，結果可以造福人類的改變居然胎死腹中。

曾有人調侃說：“見面不說實話的是做生意的，彼此看不起的是搞藝術的，相互吹捧的是當官的。”溢美之詞過於氾濫，無原則的歌功頌德比比皆是，而批評話卻是少之又少。

離譜的是，這種‘零空白’的典籍居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藝術（拉丁文稱Scriptio continua，見下圖），甚至到中世紀還有希臘文拉丁文沿用這種寫法。原本第二世紀的拉丁文典籍還有用點來分隔單字，到第四世紀居然也又消失了，換成書寫工整美觀卻讀不順暢的篇幅。

中世紀文獻是由神父們傳抄，往往把字體寫得很美觀，甚至開頭的大寫還繪畫得非常藝術，可是章節中的錯字也不斷抄錯下去，甚至寫得不知所云。用中文來做比方，草書書法藝術價值固然很高，但假若整個社會都用草書狂野寫作經史子集百家雜學，天下有多少人能看得懂，又有多少人能發現筆誤？

猶太人比起很多民族重視教育，識字率已經高很多，但為什麼他們會長時間重視‘口述傳承’，甚至強迫孩子從小把摩西五經倒背如流，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文字沒有標點符號，實在很難唸。結果雖然訓練記憶，一代代下來卻也導致大家只重視摩西五經的權威，缺乏其他文獻流傳。要不是被擄到巴比倫才開始整理其他舊約經典，恐怕連剩下的文化都背不出來了。然而整理完舊約聖經，大家還是繼續只重視這些經典的背誦，結果宗教用希伯來文，平時講亞蘭文，開始出現文化脫節。再到希臘羅馬時代，要不是先有七十士譯本，後有基督教問世，使徒保羅開始用希臘文闡明教義，其他宗教界仍然固守希伯來文的死背傳統。猶太人滅國後，許多以色列人在歐洲、埃及、中東設立學院，用的已經是當地文字語言，儘管拉比還是強調希伯來文傳承的重要性，它卻早已出現斷層。近代歐美許多猶太人，還是只會背少部分摩西五經，平日生活僅用英文德文波蘭文。（俄國的猶太人用的是意第緒語言Yiddish，基本上是混合亞蘭話、斯拉夫語系、條頓語系、和羅曼語系，卻用希伯來字母書寫的一種奇怪產物。至少它已經採用空白和標點符號，不再是以往難唸的經，用起來也沒有以前希伯來文困難。）今日猶太人復國後大力推行使用希伯來文，但這幾乎是不到一世紀的現象，主要還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標榜所有民族各有特長，不能斷送文化。當然，新的希伯來文也有了空白和標點；這種‘白話文運動’在全世界已經是時勢所趨。

拉丁文也一樣。羅馬時代強調的‘零空白’文體，到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已經沒有吸引力了。六世紀的基督教徒又重新拾起前代的單字空白和標點符號，只是他們不敢用在拉丁文上，而是開始把法蘭克民族、日耳曼民族、哥德民族的語言寫成通俗可讀的東西。這對於蠻族願意接受基督教有很直接的影響：畢竟再怎麼野蠻的酋長，也希望有人能將自己名列青史，更希望是可以粗略看得懂的字，免得自己不識一丁，被神父亂寫還沾沾自喜。長時間下來，歐洲的蠻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，民間廣用之後，拉丁文當然也斷層了，除了宗教人士和官方文獻，有誰願意讀？等到十世紀以後天主教內憂外患，影響力大減，才願意在拉丁文中加入空白和標點；但這時候歐洲世界已經不需要拉丁文了。

許多發明來自民間，知識分子卻棄若蔽席，甚或自詡為文化傳承人，假若不是自己人發明的東西，就視為下賤低俗，極力排擠刪除。《論語·里仁》說：“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”人因為鄙視窮人，也不願被人看輕，所以把差的穿著飲食當作恥辱，連帶把普通人用的都視為不堪入目的文化。這是人類天性，不值得奇怪。可是愚者千慮必有一得，普通人的文化的確有很多鄙俗下流的成分，但是金子的總會發光，時間的篩選總會把值得的留下，倒也不需要‘文化警察’來全面否定。

更正確來說，知識分子的文化總是落後半步。當讀書人還在寫長篇漢賦時，民間已經流行五言七言詩了；當讀書人還在講究平仄對仗工整時，民間已經在唱菩薩蠻、相見歡；當讀書人還在自賞風花雪月時，民間已經在聽章回小說了。現代企管學行銷的，幾乎都強調要努力抓住群眾的喜好來廣告，不要自己覺得好的就一廂情願地推銷；無論新聞媒體音樂藝術，失民心則失天下，天下失則生計失。歐洲宮廷的假髮被廣用的洗髮精淘汰了，京劇戲曲被連續劇塵封了，耗資昂貴的大型歌劇被便宜好創的流行歌掩埋了，現代餐廳已經不用稀奇珍饈為招牌，連活跳海鮮水箱都被急速冷凍冰箱取代了。創造，固然需要皇室或大型財團的贊助，但文化的改變似乎都是從價格開始，而最重視物有所值的一定是薪水階層的平民，而不是搞文化交流會的知識分子。

也因此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要感嘆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古羅馬詩人賀拉斯(Horace)就發悶騷地說：“我們不如先祖，而我們子孫又比我們腐敗。”這種話從一個躋身權貴的宮廷文人出口，實在有點無病呻吟的味道，偏偏皇帝奧古斯都(Augustus)對他推崇之至。對知識分子而言，我不認同的文化改變就是社會的腐朽、文明的變質，小老百姓接觸的文化沒我多，自然也沒資格提出文化貢獻。換言之，我才有捍衛文化精神、推動文化進步的使命，我才是文明的主人。這種心態在政治宗教界也很普遍，而且知識分子僅僅彼此詬病，越是自封為正統的政客教宗，越會演出‘寧可錯殺一千，絕不放過一人’的黨派大清洗、宗教逼迫等事件。

耶穌面對當時猶太人的逼迫，曾說：“安息日是為人設的；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的。”套用耶穌的話，文化是為人創的；人不是為文化造的。

『神成就了何等的事啊！』

1844年五月24日，美國最高法院為了示範一項新科技，在臨時搭建的臺座打出了舊約民數記中一句話的21個字: "what hath god wrought!"（神成就了何等的事啊！）大約一秒之後，40英哩外的巴爾的摩收到了訊息，並記錄在紙條上。從那時開始，整個世界徹底改變了。

電報其實早在1837年就被發明了，但它的問世，可說是劃時代的改變。儘管這時代距離我們太遙遠，我們熟悉的許多東西卻都在十九世紀誕生，人類文明比起之前簡直日新月異。當然，這時代並不是美國領先，畢竟科技發展不能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，而十九世紀初的美國，其實連工業都剛起步而已。那時的紐約紡織廠還在做英國的廉價代工，和後來中國紡織商做歐美代工差不多。相比之下，歐洲已經有科技基礎和人才的國家，科技問世自然比較多：意大利有1800年的電池，德國有1804年的嗎啡麻醉止痛藥，英國有1814年的蒸汽火車，法國有1829的縫紉機，比較晚的比如奧地利1846年出現消毒藥水，瑞典1867年出現炸藥，科技發展上大概與美國差不多。十九世紀上半美國改良過其他國家發明的東西，卻還沒有獨創性；但自從發明電報以後，居然有一連串科技都出自這個工業還在逐漸上軌道的國家：電梯是1852年發明，加特林機關槍1861年，打字機1867年，電話1876年，電燈1879年，照相機1888年。昔日的便宜勞工已經逐步進化為敢於嘗試的創業家。

美國歷史通常稱十九世紀上半為‘傑克森時代’，但傑克森總統本人除了反對建立央行，強制喬遷印第安人造成許多瘟疫死亡，還有大力把佛羅里達州併入美國之外，似乎沒有任何工商教育方面建樹的政績（注：今日佛羅里達最大城市Jacksonville就是以傑克森命名，二十塊錢美金鈔票上也印著他的肖像）。傑克森時代其實是一種美國人破而後立的精神，若要定義這個新世界幾百萬人，可以說大家分散各地，在每個家庭小工廠中不斷搞出新奇的產物。每天幾乎都有奇怪的東西上市：補衣服的工具、保護帽子的材料、改善房屋暖爐的設備、新廚具、新洗潔用品。比起傑克森而言，電報的發明者摩斯(Samuel Morse)應該更具代表性，畢竟電報成了整個十九世紀最突破、最革命、最劃時代的發明，連鐵路都沒有它影響力大。

怎麼說？鐵路的好處，凡是參觀的人都看得出來；電報的影響，卻不是第一眼就知道的。

通訊的需求自古就有，但旗幟鐘樓的有效範圍太低，而烽火狼煙的報訊用途不廣，因為費用昂貴，內容有限，又不能有其他通訊同步進行。寫信、印刷和報紙的傳訊當然不限內容，可是速度終歸受限於馬車輪船鐵路的運輸，再快再貴的交通也無法把一份訊息一天之內從紐約傳到首府。然而電報卻做到了‘天涯若比鄰’的奇蹟。而一旦市場需求增加，纜線延伸到新地區，電報站林立之後又會相互競爭降低費用，而許多發明家還會創造更先進的產品——後來的貝爾的電話問世，就以‘有聲電報’開始廣告；再後來馬可尼發明無線電電報，從此通訊普及戰場、輪船、高山沙漠蠻瘴之地、最後幾乎家家戶戶都用收音機。

當然，十九世紀掌握通訊的政府官僚主要是郵局。美國一開國就有聯邦法律承諾信件傳遞，連再小的村莊都會設置郵局，所以那時郵局聘人比其他政府機關加起來還多，郵局在政府的權勢也最大。假若當時有政府工會，大概總統議員們都要盡力去討好郵局。而1830年代美國已經有許多人提倡解放奴隸，還組織社群大力投書美國南方，有的挑釁地主與黑奴間的關係，有的申訴人類生而自由的道德理念。信寄多了，平均郵費也變便宜了，飛向南部的宣傳單幾乎多如候鳥，南部社會無疑面臨改革的壓力。為了這問題，有很多南方人強行掃蕩郵局信件，集中焚燒，甚至南方的議員們要求郵局監控郵件，杜絕任何會引發社會動亂的文件。說穿了就是想把郵局當自己的槍來使喚。1835年南卡羅萊納州有暴徒闖進最大郵局焚燒解放郵件，當時的聯邦郵政總長居然不聞不問，傑克森總統算是默認可以不公平對待信件。那年國會通過了最可恥的‘閉嘴規則’，也讓北部議員們不能為解放組織的人說情。這等於是要全面扼殺解放黑奴的社會運動。解放組織可不願意就此認輸；他們自己創設了一家新的郵遞公司，短時間內甚至經營得有聲有色，然而最後還是被政府強制關閉。

不過這段期間因為郵政競爭，郵費幾乎和英國一樣便宜。英國當時人口比美國多，又不像美國地廣人稀，傳送郵件的成本自然比較低；美國居然也達到英國的一封信兩分錢的郵費，簡直是賠錢都要送件的競爭市場了。也因為這樣，報紙和雜誌的通行量大幅增加，本來無法訂閱周刊的人，現在也能享受。從1832年到1836年，單單是紐約市的每日報紙流通量就由一萬八千份狂飆到六萬份，甚至遠自芝加哥、亞特蘭大的早報，也能隔幾天後出現在紐約書店。英國人喜歡讀書，美國人卻喜歡讀報紙，甚至是那時全世界報紙讀最多的人。儘管大部分這些‘一分幣’報紙流通量不超過四千份，它們所造就的新聞市場卻導致大都會小鄉鎮，事無鉅細，皆有刊登。

而這市場也改變了以往的報社。最早的報紙要麼是中央政府補貼，要麼是靠大量廣告賣錢。但全世界的資訊傳遞量增加後，新聞業立刻變成炙手可熱的競爭市場。美國報業有句話說：“會流血就會領先銷量。”傑克森時代其實是除了美國南北戰爭以外，最動亂的時期，單是1830到1850年就有一千兩百起民眾暴動事件，肇事原因大小不一。1831年維吉尼亞有個黑奴自稱神啟示他打倒白人地主，共殺了六十多人，最後他與一百多信徒皆被處死。1837年紐約工人因為薪資太低，飢餓到集體暴動去搶商店的麵粉，為時僅一天，卻讓紐約市所有商家人心惶惶，市政府急徵兩百個警察。當年的紐約凡人報，除了各種商品、店鋪新開張、吉屋出租、徵人廣告，還有德州與墨西哥遠在天邊的戰爭之外，人民最關心的還是身邊有什麼大小瑣事發生；凡有火災、搶劫、兇殺、暴動等重大事件，那幾天的報紙一定全國暢銷。（注：德州1836年從墨西哥獨立，但墨西哥不承認，雙方不停開火到1946年，最後德州加入美國聯邦。）

當然也有一些團體不為金錢做出版活動。十九世紀美國出現的宗教團體特別多，其中怪力亂神、走火入魔、後來被指為異端排擠的也不少（1849年居然有個教派把電報當神來膜拜，實在匪夷所思）。比方摩門教今日無人不知，但當年類似的教派簡直浩如煙海，大多數都會擇地建村發展。不管有沒有被打壓，宗教團體多半不希望被世俗的報紙污染，所以自己出版報紙是常有的事。

然而真正的改變還未到來。1843年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摩斯的提議，最後撥款三萬美金（換算將近是2019年的一百萬美金），試建一個電磁波傳訊站。摩斯本人並不是科技出身，他之前教過藝術，也曾是失敗的畫家；不過他最早設計的電碼，居然到二十一世紀還廣為人知，應用數學和電子學的信息理論都會提到摩斯電碼，倒也證明他並非泛泛之輩。

1843年設的第一條電報線，很可惜失敗了，因為電線埋在地下，絕緣效果太差（最早的塑膠1862年才發明，而電線常用的PVC塑膠還要到1872年問世）。摩斯與他的合夥人不死心，第二次是用木樁電線桿架設電報線，這次還沒建完，國會就等不及要實驗。於是在摩斯完成實驗後，巴爾的摩立刻傳回當天報紙大標題：某某人榮獲政黨提名成為總統參選人。一小時十五分鐘後巴爾的摩的報紙也經由馬車送到首府，標題和內容竟與電報一字不差。這實驗結果雖然令人驚嘆，但大家更看好的是：連還沒完工的電報線都這麼厲害，哪個城市不想趕快動手建傳訊站？幾週內立刻有大量投資客湧入巴爾的摩，要觀摩學習、簽約合作。或許市長也有心誇耀‘政績’，還刻意讓旗下的報紙，將電報的技術詳細公佈，包括如何用變流設備驅動紙條記錄，如何解碼等等。很快市面上也出現小冊，教人如何選擇新的電碼，免得紐約到費城的商業訊息全被競爭對手讀了，還可以每天挑不同的電碼使用，甚至每十個字就換碼，保證安全可靠。

儘管如此，誰設電報，誰就擁有開放訊息大門的鑰匙，亦即大權在握，所以很多報紙還是呼籲電報科技應該由國家管制，以免造成社會混亂、國家動盪。巴爾的摩的愛國者報說，政府有‘孕育新科技的使命’，紐約的傳令報說，政府應該全額贊助摩斯電報的全國建設，背後意思其實就是認為政府應該掌管所有電報傳遞。國會本身也持同樣態度，希望電報建設可以讓中央集權更堅固。但是大家表面上都說是為了商業利益、政府有效率、促進州與州之間的合作等等。

不過反對的聲音也不小；尤其很多北方人對郵政的‘獨裁’親身體驗過，也因此他們警告，這麼重要的科技假若被有權有勢的人壟斷，等於是掌控資訊流通，間接主宰民眾。摩斯還在建第一條電報線時，輿論就已經紛紛謠傳紐約賄賂政府，最先得到批准，在秘密建電報線連通費城，讓最富有的人提前股票交易。費城的羚羊報更大肆責備，證券交易不是應該公開買賣麼？倘若只有大戶有秘密保障，電報不就是助紂為虐了？這並不是捕風捉影；最早的電報1837年發明，而紐約和費城之間確實1840年就有人投資建設實驗站，這甚至稱不上是新聞，只是尚未成功，輿論譴責也不熱烈。現在真的有電報成功了，大家豈會坐視不管？當然，已經出生的科技不能裝回蛋殼裡，那只有讓大家都有權利自己建設電報才公平了。

面對這些‘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’的憤怒，傑克森總統畢竟要讓步。只是新科技的發展，根本不是當時傑克森總統預料得到的。或者說，就算他預料得到，也無力阻攔。

當然，對南部黑奴州而言，假若電報可以私營，就會打破之前郵政焚燒解放郵件的監控，而原本在聯邦政府話語權最大的郵局，也突然失勢了。既然南方不能叫聯邦政府幫自己的忙，那只能自己更變本加厲地立法限制州內的學術界、社交生活、地主們的活動，以求保障奴隸制度。南部世家甚至集結盟友，讓南方幾州的電報全部州立；沒有州政府許可，連電線都不准私牽。那時紐奧良的共和報甚至危言聳聽地說，假若州政府不管制電報，紐約的大企業一定會壟斷市場，然後對電報收高價，謔詐南方老百姓的血汗錢。他們打著‘禁止壟斷’的口號，做的卻完全是壟斷的行為；一方面說政府才能做到絕對公平，不受金融公司轄制，一方面卻讓自己人靠關係靠紅包發牌照，無形中壓制中小企業的成長，使南方經濟競爭遠不如北方，連帶南方的貨品都比北方昂貴。

可是限制得越多，民眾也越反感。物價差距本來就是小老百姓最敏感的事，其他比如新聞傳播速度別人慢，凡事全靠馬車鐵路傳遞，不合乎標準的報紙全被列為違禁品（標準當然是南方政客的狗腿們定的），也使大批知識份子不滿。一般人沒錢上大學，所以當時學院都是教貴冑子弟；南方一旦開始針對學術界，許多有能力的地主嘴上不說，卻開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方就學，這也導致北方出現許多名校。雖然‘常春藤’之名要到1930年代才有，但這些傳統的宗教學校卻在十九世紀初突變為一流大學，與南部壓制學術不無關係。此消彼長，時間久了可以不受影響麼？

很諷刺地，支持黑奴制度的南方人想要保有白人至上的體系，最後卻連白人的言論自由、經濟自由、政治自由、集會自由等等全都拋棄了。

其實假若當時傑克森總統立刻強制電報國有，很可能美國的科技時代不會那麼快來臨，甚至黑奴時代會延續更久。只是國會討論了老半天，卻也說不出電報對國家有什麼實質利益，非要投資國營不可，所以最後還是放任民營。

當時還有另一個社會變動，大約是1830年代紐約年輕人發起的，包括哈德遜畫派名家科爾、杜蘭、詩人懷特曼、《紅字》作者霍桑、《白鯨記》作者梅維爾，還有不少報社編輯人物都名列其中。他們算是民主黨的分支，卻又因為偏激主張工人權利、廢除奴隸、郵政民營，而與民主黨劃清界限，甚至幾次聚眾挑戰民主黨紐約總部。身為年輕人，他們對國家社會仍抱有浪漫與熱忱，也相信自由至上的信條，結果過度天真地相信政客的謊言。而身為年輕人，他們也最懂得利用新科技，所以電報一問世，幾乎同時有無數年輕人用電報發揮文采，支持某某政客，鼓吹美好的未來，抨擊迂腐的思想。這幾乎與二十世紀中國的報社影響輿論，今日年輕人利用臉書、推特左右政見沒兩樣。

問題是，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。1844年懷特曼與當時幾千年輕人，幾乎是親手把美國第十一任總統波爾克推上寶座，結果總統一上台就拋棄年輕人，轉而討好保守派，甚至不惜為南方地主發兵打墨西哥。懷特曼等人全傻了，他們想再次利用電報和輿論的力量打壓總統，但是很快地一個個被報社解僱。新聞業者這時也學到經營的新花招，就是不斷尋找未經世事、滿腹理想的年輕人，繼續為後來的墨西哥戰爭、南北戰爭做傳銷。更重要的是，既然有電報，就不需要有那麼多獨立報社；幾年之內報紙業被大戶併吞，一小群‘名筆’就可以譁眾取寵，主宰政壇社論。表面上他們是如魚得水地抒發自己的激昂政見，背地裡他們根本只能揣測報社主辦人的意思去寫，一旦寫的不合格恐怕就會被封殺；高知名度的工作，代價卻是沒有工作保障，這也是一種悲哀。

相反地，那時也有學者消極地預測，一旦整個橫跨美國的報社成為主辦人的‘一言堂’，社會固然思想和諧了，卻也變得單調了。新的年輕筆者不斷地頌揚電報的偉大，甚至相信有朝一日美國和英國文化會融成一體，世界再也不會有文化代溝。事實與他們的預期恰好相反；1860年林肯獲選總統，接下來四年南北戰爭，正代表世界之大，各個地區很難同化。新科技的問世，或許會改善許多民生不便，或許會將潛伏的問題抬出水面，但科技本身並不會改變人的本質，就如電報並不能讓天下人想法一致。正確地說，大家為了不希望與別人雷同，反而努力標榜自己的特色，每個地方更積極發展自己的賣點。學術界更是沒有新發展就不值得出版，沒有新想法就不值得招聘。雖然標新立異不一定好，但是一萬個點子裡總會有幾個值得的。這是人所追求的自由，連政府、報社、金融、科技都無法控制。

或許也可以說，傑克森時代最大的缺點，就是認為獨立革命時代所追求的‘人生而自由’已經不需要了，政府可以更妥善地為大家決定安排最完善的社會。結果聯邦寧可焚燒郵件，州政府寧可限制電報，新聞業寧可對民眾洗腦，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無知。一個嚮往地方獨立自治的年輕共和國，差點淪落為典型的‘興衰敗亡’史。要不是南北內戰迫使思想撞擊，讓固執的人去接受不同理念的人存在，說不定美國早就重蹈歐洲許多帝國的後塵。

今日電報已經被更新的科技取代了，但是大家對社交網站是否影響整個社會，依然有些質疑，有些謹慎，有些恐懼。世界不斷改變，南方的棉花田沒有了黑奴，橫貫鐵路連通了舊金山，兩次大戰來了又走了，經濟瘋狂了又蕭條了，收音機被電視取代，電視又被網路佔走影響力，電話更演變成‘一機在手，天下我有’的日用品。但是不論如何改變，人類未來還是必然經歷社會動盪，必然有墨守成規的人怕自己的世界會毀滅，因而想扼殺科技掌控社會，而最後世界也必然沿著新路線存活下去。

人世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。
        ——唐·孟浩然

連教皇都無法壟斷的市場

(圖：荷蘭的羊毛紡織業，1595年繪）

“齊桓公好服紫，一國盡服紫。當是時也，五素不得一紫。桓公患之。。。” ——《韓非子》

先看看我們身上穿的衣服。顏色對現代紡織技術根本不困難，所以我們大概無法想像紫色衣服會特別昂貴。其實在自然界中紫色顏料並不罕見，只不過植物的花青素會氧化失色，能維持長久不變色的礦石，許多都對人體有害。陶瓷的藍紫色釉藥，主要成分是石英、氧化鋁；這些在春秋時代還沒有大量開採的技術。西方古代用的藍色是矽酸鈣銅，又稱埃及藍；紫色是一種骨螺貝殼做的染料，又稱推羅紫；兩者顧名思義就是埃及和腓尼基人獨占的市場。所以為什麼紫色衣服會成為奢侈品，甚至威脅經濟？材料珍稀，市場自然就容易壟斷。

不過染料只是一小部分，紡織還牽扯一種重要材料：礬石（或寫為矾石）。礬石是硫酸鋁鉀鹽，常見的明礬就是礬石的一種。現代需求主要是煉鋁（英文的鋁Aluminum就是由礬石Alum而來）、淨水、除臭、止血、皮革加工等。但在古代礬石最重要的用途卻是紡織，是讓染料與布料纖維‘咬合’的必須成分，不然一件衣服洗一次顏色就‘紅塵逝水’，還有人要買麼？

問題是，礬石礦幾乎都出自火山沉積地區，產地有限。中國最大的產地是浙江溫州一帶，佔全中國儲量80%，也難怪江南絲綢業自古興盛，畢竟近水樓台先得月。至於西方，意大利維蘇威火山是今日最大產區之一，但很奇怪，一直到歐洲中世紀都還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。那時最大的礬石產地卻是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高原。

當然，可以用作咬合劑的並非只有礬石，可是對於毛料大部分效果都不好，偏偏歐洲氣候不適合棉花種植，連亞麻都只有希臘和東歐能生產，所以有很長的歷史歐洲幾乎全靠羊毛紡織。這就使得礬石的經濟價值更穩若泰山。十五世紀意大利有冶金學家曾寫：“礬石對毛料業，猶如麵包對人類一般重要。”

這句話雖然就事論事，但背後也隱藏了一份無奈。因為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佔領，東羅馬帝國滅亡，不只是對歐洲宗教蒙羞、軍事上倍增威脅，更重要的是土耳其的原材料更難獲得。當時礬石礦從土耳其礦坑中挖出來，會直接窯燒，然後重複加水，直到變成濃稠液狀，可以去除雜質，重新結晶成為可外銷的礬石。作為貿易首都，君士坦丁堡的商人對提純的礬石有相當的要求，但他們終歸有辦法確保品質，不會轉售糟粕給業者，而紡織業也能順利每年購買礬石，不至於承受材料價波動而倒閉。但是東羅馬帝國滅亡後，原本進貨渠道一下子斷了，市面上礬石頓時售罄。土耳其霸占市場，自然大幅漲價，還連年調價；買了等於間接作為土耳其軍事侵略的資金，不買的話自己又要喝西北風。

就在這段時間，一個叫卡斯特羅（Giovanni de Castro）的意大利人在羅馬附近的托法山脈發現一些白色礦物。或許是意外發現，或許他對火山地質已有相當的知識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卡斯特羅家族的人脈夠嗆——他自己的義父就是當時教皇庇護二世(Pius II)。卡斯特羅發現這些白色礦物後，很快就找人鑑定，然後火速寫信給自己的教皇義父說：“我今天獻給您一個可以碾壓土耳其的勝利。他們的礬石每年從基督徒手中奪走三十萬金幣，而我已經在羅馬附近七座山上發現足夠七個世界用的礬石產量。一旦開採，您可以提供全歐洲的需求，更可以把礦石的獲利從土耳其人手裡搶回來，成為我們戰爭的動力。”

托法山脈的礬石發現，幾乎奇蹟似地救了天主教一命。它的品質不但比土耳其的礦石高，提煉的雜質少，更重要的是這附近完全是教皇的天下，不需要低聲下氣地巴結什麼國王貴族世家，可以全權開採冶煉外銷。庇護二世立刻批准，然後大刀闊斧地把所有礬石的獲利都轉為對土耳其的聖戰經費。稱它是聖戰經費，意思就是不准歐洲再買土耳其的礬石，否則就是資敵叛教。這是天主教對礬石市場壟斷掌控的第一步。

短期內教廷嚐到高價礬石的甜頭，就開始千方百計要壟斷市場，接下來便是公然用教會名義來幫自己賺錢，還要擺一副道貌儼然的假象。這種‘當婊子立牌坊’的行徑實在讓人詬病，不過天主教勢力不小，礬石又掌控在他手中，誰敢說話？

只是這並非絕對掌控。雖然明面上大家不敢買土耳其礬石，黑市上照樣會交易。1464年教皇庇護二世病逝，保羅二世(Paul II)繼任為教皇。他上任後立刻頒布，任何被發現走私土耳其礬石的，會從教會除名，財產充公。那時礬石市場最大的中間商是佛羅倫斯共和國的美第奇銀行，分行遍布全歐洲，背後還是歐洲首富的美第奇家族。教皇的這政策，倒有點打壓美第奇家族的味道，所謂‘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酣睡？’但是政策一旦實施起來，美第奇銀行不得不抬價，靠近羅馬的紡織廠還能去送禮官說，殺價商量，意大利以外的紡織業可就難熬了。尤其英國和弗蘭德斯(今日比利時北部)當時的紡織工業已經發展到相當的規模，競爭多到薄利多銷，怎麼可能花錢買昂貴的礬石？所以業者就算背負除名抄家的危險，也仍然繼續向土耳其購買礬石。

教皇眼看硬手段無效，又採取軟式外交。保羅二世差人到英國和弗蘭德斯地區，與兩地國王談判，願意承諾礬石的利潤與國王分贓，只要拒買非教廷出品的礬石，並交出犯人給教廷查懲就行。英國的愛德華四世(Edward IV)根本不甩教皇的這點利誘。紡織業一直是英國國庫的命脈，業者也一直都憎惡教皇的勢力，大老遠伸到英國土地上。愛德華可沒笨到要出賣國家產業，遭人民唾棄。

倒是弗蘭德斯的查理公爵（又稱大膽查理，Karel de Stoute）比較好講話，當即同意教皇的分紅條件，查禁所有經過意大利和西班牙其他貿易商進口的土耳其礬石。可是一開始查禁，弗蘭德斯的紡織業大怒，認為公爵串通外人對付本地產業，還在省城焚燒羊毛，鬧事鬧得讓查理公爵趕快撤回成令，甚至公然反抗教皇，承認只要是從基督教徒手中買賣的所有礬石都不犯法。（注：稱他大膽查理，其實是諷刺他優柔寡斷，朝令夕改。他後來出兵瑞士，被自己僱傭兵出賣而戰死。）

面對紡織業軟硬不吃，羅馬教廷居然還不切實際地希望用別的辦法打壓市場，賣天價礬石，更希望不引起顧客反感。好吧，你死要錢，其他人也可以來搶錢，既然羅馬附近能找到礬石，難道別處找不到？意大利半島上多的是死火山，誰說只有教皇能獨享市場厚利？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在眾多創業者挖掘下，終於發現那不勒斯附近，也就是古代維蘇威火山的超大礬石礦區。別的零星地方，礦產沒有維蘇威火山豐富，但加起來也很可觀。換言之，教廷為了打壓土耳其礬石，反而製造了更多基督教區的競爭對手。

1470年面對市場競爭，教皇終於與那不勒斯國王簽定合約，全歐洲只准賣這兩地的‘官鹽’，其他‘私鹽’一律禁止。既然成立了這種‘壟斷聯盟’，雙方自然要配合產量和售價，還要同意派人互相監視礦區、加工、倉庫、貨運等等，以防範其中一方違約私售。兩者都有對方的倉庫鑰匙，方便抽查，還要保證所有交易只能現款不能餘帳，不能以物易物，甚至不能預訂一年以上的貨，免得有心人用通貨緊縮多出售礬石。違約者除了要賠對方契約上的價差，還要多付相當於幾個月利潤的罰款。

講難聽點，這麼瑣碎的條款，這麼複雜的管理，純粹是因為雙方根本互不信任，演變為今日商業教科書上典型的‘非合作性串通’。但是再怎麼成功地串通，土耳其的礬石仍不斷流入歐洲市場，而歐洲還在積極開發新礬石礦坑。到1474年居然礬石產量過剩，價格大跌，還讓當年教宗忍痛砍50%利潤來促銷。

但是單單那二十年，已經讓天主教富得流油。有估計，僅僅那段期間礬石的暴利，就足夠建五棟聖彼得大教堂（梵蒂岡的教宗聖殿）。賺錢多，外人會嫉妒，自己天主教內部也會出叛徒。作業人員收了好處，私鹽也能蓋章認定是官鹽。有些離羅馬比較遠的神父，甚至自己做莊出售私鹽。這個問題天主教怎麼解決？我們或許可以從另一件事來分析：

德國的馬丁路德在1517年提出九十五條論綱抨擊天主教，其中最轟動的應該是贖罪券的部分。贖罪券幾乎什麼罪都可以原諒，除非是殺害主教、神父等聖職人員的大罪。但是教宗利奧十世(Leo X)卻特別加了一種不可原諒的罪行，就是私販礬石的重罪。這條例其實話中有話：倘若神父販賣私鹽，也會變成萬惡不赦的罪人，所以殺害私販礬石的神父，贖罪券反而有效。意思相信大家已經夠明白了——天主教不必去解決內部叛徒，只借刀殺人，讓別人舉報剷除那些對自己不忠心的主教神父。私鹽販賣的錢搶來之後，天主教只抽取贖罪券的部分，剩下就當殺人的佣金，完全是雙贏的結果。到這種程度，天主教已經是為壟斷市場而不擇手段了。

然而再怎麼獨霸市場，一山還有一山高。打破這個市場的，竟是比私鹽更微不足道的‘人工鹽’。

其實資深採礦的人都知道，有黃鐵礦的地方也會有一些礬石礦，只是兩者混雜不純，無法單獨提煉。可是大約15世紀中期，卻被意外發現一個匪夷所思的提純方法。或許原先是有礦工對著礦坑牆壁撒尿，結果化學作用後竟出現另一種礬石結晶——硫酸鋁銨。這種利用阿摩尼亞（氨）的礬石製造法，不只是廢物利用，造價便宜，純度居然還比天然礬石更好，而用在紡織染料的效果與天然礬石的硫酸鋁鉀也不遑多讓。

剛開始礦工們只是把這種人工礬石當作私鹽偷偷出售賺錢，真正製造過程卻不透露。但是紙包不住火，在文藝復興的帶動下，這知識還是在英國和弗蘭德斯傳開了。等到新教的英國與天主教的西班牙戰爭時，英國的約克郡礦業已經能提供全國紡織廠所需的人工礬石，再也不需要向土耳其、羅馬教廷、美第奇銀行、那不勒斯王國、或是其他商家進口礬石。這狀況恰似當年教皇擔心幾十萬金幣外流，會讓土耳其軍力更盛，現在英國也很諷刺地杜絕金幣外流，以免天主教軍力增長。其後英國戰勝西班牙，代表教皇更無權強迫購買礬石；當年紡織業發達的地區，後來全都成為新教地區，可想而知那時業者有多痛恨天主教的市場壟斷。

至此，羅馬教廷盛極一時的礬石產業，徹底失勢，從此慢慢被歷史遺忘。

也許新教能繼續發展下去，五月花號能開向美國，工業革命能在英國紮根，都有一部分要感謝那個小小的化學反應。

那一段經濟混亂的歲月

今日世界大部分地區都有政府規定每週工作40小時的制度。這是對勞工的保障，但這法律卻是誕生在1936年六月七日的法國巴黎，還是為了遏止經濟危機、社會動盪，當時法國總理布鲁姆（Léon Blum）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安民政策。在這之前也有一些地區或大公司自己設40小時的規矩，但像這樣全國實施的新制度，在當時可是創舉。那天法國的勞工團體和工會紛紛慶祝這劃時代的工業進步，還聲稱這制度幾乎可媲美十三世紀英國削減皇室權力的大憲章。

宣傳歸宣傳，那時代的法國經濟簡直是一片災難。暴動、罷工、法西斯黨羽滲透等社會亂象不斷。1929年以來的經濟大蕭條，對法國的影響有點不同，畢竟一次世界大戰歐洲人口驟減，法國在大蕭條起初幾年並沒有面對類似美國的嚴重失業。但也因為這樣，法國政府對自己的經濟制度一直過度自信，倒閉的公司就任他倒閉，甚至為了讓貨幣法郎超越美金英鎊而強制高利率。結果等到法國1934年出現大幅失業、人民貧困時，法國政府居然應付得措手不及。

當然，美國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在想辦法運用失業人口，所以才有胡佛水壩、田納西河谷管理、和紐約市的林肯隧道。但政府大力花錢，未必能刺激經濟，甚至90%以上都失敗告終。除了前面幾個成功特例，其餘一大堆有名無實的建設，連政府文獻都不好意思記載。

而法國卻連這一點都辦不到。美國是四年選總統一次，羅斯福至少可以大力推行新政；法國卻是自從經濟蕭條以來，各個政黨幾乎不斷上台下台、得勢失勢。很多總理來來去去，坐高位三回四回都不在話下。布魯姆的前六任總理，激進黨的肖當（Camille Chautemps）任期只有兩個月多就被告貪污，1934年一月底被迫退位；共產黨的達拉第（Édouard Daladier）也只坐了一星期就又因為警民對峙死亡15人而被迫請辭；激進黨的杜梅格（Gaston Doumergue）是之前法國總統，1931年才卸任，這時又被推舉出來，希望能藉著他力挽狂瀾——結果他對所有公務人員減薪3%，讓通貨緊縮更嚴重（他任內居然物價下跌15%），失業率更慘，民眾怒火更爆炸，連公務員都不信任政府，四面楚歌之下，最後杜梅格只待了九個月就又換人。

再來是弗朗丹（Pierre-Étienne Flandin），他是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，又有從商經驗，算是實事求是的人，大多數政客都希望他能重修政府信譽——偏偏他提出的辦法是‘無為而治’，理念不錯，卻不能短期生效。六個月後民眾失去耐心，弗朗丹也失去職位。但人民的耐性仍然不見改善，下一個總理布依松（Fernand Bouisson）也遭殃及池魚，六天就擋不住民眾壓力而卸任。

到這時候（1935年六月）法國的經濟已經比大蕭條初還惡化，病入膏肓之下，譁眾取寵的政客也越得勢。接下來是賴伐爾（Pierre Laval），他曾是1931年的法國總理，還曾與美國前總統胡佛有交情，很多人自然希望他能帶動國際的同步成長。然而賴伐爾本人根本是政治變色龍，表面上是社會黨，卻也拉攏右派，現在看到民怨滔天，他趁機又借勢呼風喚雨一番。他這時候的策略是每種都做一點：政府經費也削減一點，與商業也妥協一點，都市的租金也控制調低一點，甚至不惜動用政府權力打破一些民間契約和政府債券的協定。結果一個月後（1935年七月14日）法國到處有示威遊行，主要是激進黨、社會黨、和共產黨的左派人士參與，但同時也有許多右派的人同時出動，兩邊還成立後來的人民陣線（Front Populaire）。為什麼兩邊都在抗議？原因也很簡單，假若現有的契約協定都被政府強制廢除，那還有幾個人敢再把資金借貸出去？最後整個金融制度只會變得更空乏，經濟萎靡也難以起色。賴伐爾眼看兩邊不討好，趕快又把之前的政令撤回；但他已經失去公信力，苟延殘喘幾個月，還是被迫下台。（注：後來法國被德國佔領時，賴伐爾乾脆直接叛向納粹黨，還在希特勒支持下出任法蘭西領地總理.1944年法國收復失土，賴伐爾被新政府以叛國罪槍斃。）

下一任總理薩羅（Albert Sarraut）也難以有所作為。其實從經濟大蕭條以來國庫一直虧空，政府自保都有困難了，哪還能挽救大眾？到1936年四月選舉，薩羅終於被人民陣線的布魯姆取代。

人民陣線的布魯姆能夠上台，最主要還是他選舉時大力鼓吹，要提高勞工薪資。那年參選者人滿為患，他居然以57%高票當選，連帶人民陣線都獲得法國眾議院三分之二的席位。不過即使選舉大勝，法國仍是警民衝突不斷，甚至選舉後幾天，法國南北都還在罷工暴動。許多勞工並不相信政府能解決問題，所以擅自做主地霸占工廠，連老闆找來的臨時人手也無法開工，更惡性暴力威脅老闆無法裁員重聘。工會人士則是任憑這些員工肇事，好讓選舉勝利直接落實工人的口袋。

當然，大部分工人並不是要把老闆送上斷頭台，更不希望毀掉工廠，否則就自斷財路了。其實一般工人不是對工業對老闆有怨言，真正不滿的是經濟蕭條沒改善，家家財政拮据，而隨時都還會面臨失業的壓力，不想失業的就只好被迫加班或減薪。根據記載，這段罷工期間許多工人一樣細心維修廠房機械，只等待罷工潮過後就可以重回崗位。然而在有心人的利用下，全法國的勞工問題卻越演越烈，選舉後一個月內居然出現一萬兩千起勞工事件，估計有超過三百萬法國工人參與。

在這背景下，每週40小時的新制度出現了，其他對工人的妥協還包括每年兩週的有薪假等等福利。這讓所有工人額手稱慶，畢竟錢多了有誰不高興？布魯姆和其他改革人士還一廂情願地認為，反正失業人口這麼多，每週只工作40小時，剛好可以讓更多人填補工廠需要的員工。不過對公司工廠老闆而言，這簡直是噩耗，40小時薪資不減，原本的薄利也變虧損了，所以違法的公司自是多如牛毛。問題是，這等於直接挑戰布魯姆政權，於是從1936年12月到1937年五月，布魯姆一直強制執行工業新法。只是越執行，經營不下去的工廠卻越來越多，1937年法國經濟已經大出血，最後連布魯姆自己都執政不到一年被轟下台。

每個快失去權勢的領導都會想盡辦法‘延長壽命’；布魯姆也不例外。他為了掩飾經濟退步的真相，居然連政府急需的經費都刪減。這包括軍事費用——法國後來在二次世界大戰對德國毫無招架之力，追根究底是自己挖東牆補西牆，連帶資深有能力的一戰將領也都被迫退休，亡國的日子還會久麼？

布魯姆下台後，法國政治仍然換湯不換藥，接下來又是肖當上任（這已經是他第三次做總理）。八個月後肖當又是因為貪污而自己辭職，再換布魯姆回來坐寶座，不過他的第二次總理任期連一個月都不到，再換達拉第（他也第三次做總理，這次至少待了將近兩年）。不論怎麼重新包裝重新銷售，法國的經濟一直惡性循環。而這時1938年，希特勒的威脅全歐洲皆知，法國卻已經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軍事實力可以對敵了。

偏偏在德國虎視眈眈下，法國還不斷在為勞工法內鬥。1938年十月，眾議院賦予達拉第總理絕對權力，也就是不必經過立法就可以號令全國執行法律。他們本來的意思是要總理像之前幾次戰爭一樣，趕快穩定內政，然後全力面對德國。可是被授予絕對權力後十三天，達拉第的內閣提出42條法令，要加稅，要砍政府支出，更要廢除每週40小時的勞工福利，改為每週48小時。一時全民大嘩，連議院裡的盟友都立時與總理劃清界限。十一月全法國又開始到處罷工，打的正是捍衛40小時權益、維護勞工尊嚴等等口號。原本要幫助失業人口的新政，現在卻成了招兵買馬的政治商標，群眾甚至對這個一年前都不存在的權益，感到欺人太甚的憤怒。至於經濟是否許可，已經沒幾個人在意了。

那時內閣中有一人曾感慨說：“我們以前就算換內閣也不隨便換政策，現在卻政策換個不停，這在歷史上實在太不尋常。法國人已經週休兩天還不滿意，而納粹德國是日以繼夜地製造武器，還怎麼比？”

政策換了，經濟還是低靡。而法國經濟差，也是德國入侵的誘因。一個國家無法解決長期蕭條，會讓民眾彼此失去向心力。正常經濟狀況下，老闆員工、地域文化語言的隔閡都可以接納。經濟動盪時，卻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，再小的勞資糾紛都鬧成示威活動，再小的加稅都釀成全國對首都眾叛親離。1930年法國生產總值是4.4億法郎，1937年最低達到3.7億（7年下滑16%），1938年勉強恢復近4億。任何面臨經濟反轉的領導，都會特別強調從最低點已經拉回多少，免得臉上無光。達拉第總理也不外乎如此。但是對民眾而言，和最低點比較有什麼用？怎麼不和蕭條前的經濟比？甚至假若經濟不蕭條而是穩定成長，現在的生產總值又應該是多少？政府鍍金的垃圾數據，不看也罷。

1939年九月，德國進攻波蘭，終於讓法國開始有危機意識。然而一直到1940年五月10日，德軍繞過馬奇諾防線，閃電攻入荷蘭、比利時、法國之前，法國政府一直自顧不暇，還談什麼對敵？1940年三月達拉第自己下台，理由是他沒有盡到保護同盟國芬蘭的責任，實際上法國自己也沒有兵力，救得了誰？接任總理的是國防部長雷諾（Paul Reynaud），他是這段悲劇的終結人物，因為他很清楚法國經濟軍事，不打仗都撐得辛苦，要戰只會送死，所以根本不支持軍事行動。問題是你一個堂堂國防部長卻懦弱到主和不主戰，法國當然士氣更衰。五月16日法國東北部失陷，接下來幾乎一天一省被吞噬，六月10日法國政府緊急撤離巴黎，六月14日巴黎被德軍佔領，六月25日，法國領土全失，前後僅7週。（注：法國淪陷後，雷諾被內奸逮捕出賣，關在德國監獄直到二戰結束。）

一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因素，往往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命運。法國經濟大蕭條的那段日子，就好比一個病人找醫師看病，卻又嫌湯藥太難喝，寧可去找個開糖水當處方的庸醫，結果病勢越發嚴重，一怒之下又繼續找其他醫師，繼續喝糖水特效藥，最後幾乎整死自己。經濟蕭條並不是最大的問題，真正的隱患是沒有遠見，沒有對症下藥的政策，才造成更不穩定的社會，而不安的社會又導致更多朝令夕改的政策。

蘇洵寫過：“六國破滅，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弊在賂秦。賂秦而力虧，破滅之道也。”法國沒賄敵，但自毀經濟，一樣致命。

永恆：曠野中的瞻望

            改變會屈服於時間之下，
            時間會屈服於歷史之下，
            而唯一能讓歷史屈服的，
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  大概只有永恆了。
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——拙作

猶太裔哲學家Franz Rosenzweig曾寫道：“人類歷史一直是對永遠的追尋。”埃及金字塔下的木乃伊希望保持身體，以便靈魂回來時復活。印度教倡導靈魂沒有生死，只在身體毀壞後又轉為另一個生命體。佛教追求涅槃，道教希望成仙，基督教祈求永生，回教渴慕樂園。假若宗教提供人類精神寄託，那麼相反來說，人類潛意識裡都一直清楚，也一直懼怕自己短暫的存在。不論賢愚貧富，人一旦不存在，再多的計劃期待都將落空，連畢生努力累積的也將歸給別人。不朽，是什麼呢？

為了回答這問題，人類幾乎都努力追求長壽。杜甫說“人生七十古來稀”，或許是對龜鶴遐齡的艷羨，但奇怪的是，舊約聖經、印度神話、中國殷商時期各記錄了曾經活幾百歲的人；後代基督教歐洲、回教的西亞北非、或唐宋之後的中日韓地區卻幾乎沒有這類記載。這並不是人不想長命百歲，而是對生命的認知改變。希臘神話中有個女神為所愛的世上男子求永遠不死，卻忘了為他求青春永駐，結果他年老體衰，身體難以動彈，終日喃喃自語，極其悲慘。就算這樣是‘壽比南山’，一般人恐怕也寧可不要。沒意義沒尊嚴的長生，值得麼？

假若長壽不是答案，永存於世人記憶中也算是一種不朽。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有不少人建立豐功偉業、創辦空前企業，有人寫下萬古名著、雕刻絕倫藝術，有人在科技醫療領域悉心竭力、在政壇金融方向遐邇知聞、在慈善關懷事業無人不曉。這種自我實現精神固然是改變歷史的原動力，可是自己願意付出是一回事，想讓人紀念畢竟很冒險；常云‘一將功成萬骨枯’，成功是眾人集合努力，但功勞被紀念的卻只一人。就算今日大家印象深刻，明日也可能後浪推前浪，又有國土更廣、資產更多、技術更突破的成就，相較之下自己反而黯然失色。也可能‘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’，自豪的作品卻遭後代踐踏，甚至多年研究貢獻被人據為己有、被推翻、被埋沒，到最後整個社會都不記得自己，結果努力一輩子也照樣存在短暫。

既然個人沒辦法達到不朽，整個群體就可以吧？很多文化都強調生養眾多，遍布全世界，這也是對永遠的另一種追尋。等到人類思想從物質界昇華後，又誕生了廣傳福音，讓萬民成為信徒的‘精神’繁衍；然後有民族主義興起，大家為了是英國法國的子民而交戰百年；又有民主運動掀起巨浪，大家再為抗暴而奮鬥。反正只要整個群體能繼續發展下去，就算自己犧牲也有意義。可惜要維持這種理念，先決條件是這個群體要有辦法繼續克服歷史難關；萬一不能，自己血淚白流又如何？為什麼猶太人被巴比倫擄走，先知耶利米會心碎如刀割？因為沒有群體，比自己死亡還痛苦。為什麼基督教在西羅馬滅亡後變得封閉極端，奧古斯丁會心冷落寞？因為群體變質，已經不是自己所捍衛的信仰，身為最後一片秋葉，豈能不哀？當然，猶太人被擄後歸回，基督教從中世紀黑暗走到新教之爭，雖然路途坎坷，至少是死後復生；世上卻有很多民族被屠殺被同化，也有很多思想墮落後永無翻身之日。群體，終歸是一大堆人集合的有機體，枯榮興衰，聚散無常；曾幾何時，埃及、蘇美爾、亞述、迦勒底、迦太基的人民已經改用阿拉伯文；耶穌時代法利賽人再多，十字軍東征的士兵再多，義和團肇事者再多，如今卻一個門徒也沒有。在西方，永生的觀念起於基督教，而基督教所教導的，是成為屬靈的以色列人；換言之，以色列是唯一神所認同的永遠的民族。兩千年來基督教也確實創出超越國度、超越人種、超越語言、不論是羅馬市民或哥德侵略者都接納包容的一個群體；可惜等到民族國家各自抬頭後，卻把大家共同的母親‘教會’拋棄；之後群眾只以種族辨識，不再歸屬於教會這大家庭。羅馬梵蒂岡領導宗教至今，但現在歐洲上教堂的只剩下一成。‘暮去朝來淘不住，遂令東海變桑田’；歷史所逐漸淘汰的族群恐怕數以萬計，奉獻畢生的個體更顯得微渺。

沒有永恆，人或許會希望至少接觸到永恆也好；這也是為什麼到最後人還是在尋找神。然而要接觸到神，談何容易？自古以來固然有許多人被神感動，卻有更多人希望能獲得屬靈體驗，但一生都未能有機會。天主教獻身印度慈善的德蘭修女(Mother Teresa)曾獲諾貝爾和平獎，死後蒙教皇讚譽宣福，也備受世界景仰；可是她自己的日記信件中其實有不少孤獨、不少信仰疑惑，甚至認為其他聖徒走在神光中，自己似乎一直在黑暗荒蕪地找路。雖有人解釋這代表她的屬靈掙扎與凡人無異，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，連這麼投入神聖事工的人都感覺不到神，那其他人還能指望什麼？

*     *     *     *     *

世人對宗教各有執著，但大體對神的定義多少有些相似之處。創世紀或許說神用自己形象造人，反過來說，人也以自己形象造神。所有拜神的人幾乎都標榜下面七種觀點：

1. 人需要安全保障，免受傷害。有神才能庇護一切危險。
2. 人需要天理公義，善惡必報。就算今世不報也有來世。
3. 人需要社會和睦相處，愛心互助。慈悲向善的宗旨實無宗教之分。
4. 人需要被了解，被原諒，被擁抱。天父赦世人罪愆，可謂至愛。
5. 人需要創造、發現、探索。造物主就是最偉大的靈感泉源。
6. 人需要有道德引領，有奇蹟來激勵自己，扭轉人生。
7. 人需要相信有團結超凡的力量。世上發生的事都出自神的旨意。

問題是，既然有定義，凡是定義無法通容的狀況，就會讓人對神困惑質疑。倘若神蔭庇人，為何有天災殃及善男信女？倘若神重視公理秩序，為何祂給人類自由，縱容人類為非作歹？倘若神慈悲，為何戰亂暴力不斷？假若神愛世人，為何有人一生亨通，有人卻無論怎麼虔誠都一生坎坷？假若世上發生的一切事都出於神的旨意，那麼神絕不可能至善至愛、和平公正。諸如此類的疑惑，在各文化各種族都存在過，而宗教人士也做過多方釋疑；然而人類對這些答案始終難以接受。科學時代有人把科學發現當作神來看待，連牛頓也不例外；但是幾百年來的科學理論、宇宙發現，並沒有為人類帶來更高深的認識，理論物理學家反而問：為什麼神要擲骰子決定世界命運？心理學問世之後，也有人問：是神在赦免人，還是人把自己潛在的渴望映射給神？腦神經學進步後，人又繼續問：為什麼大腦會有認知，會去了解探索自己的存在，亦或這一切僅是幻覺而已？而究竟什麼是真什麼是假？對於世界各宗教親眼目睹神蹟異能治愈的人，這絕非幻想；可是對於沒有這類體驗的人，他人經歷可信麼？哈佛醫學學曾花幾年時間調查統計，教會代禱是否對病人心臟手術有幫助？結果上千病例比較卻顯示兩者並無關聯，也就是說，即使心誠也未必靈。信教的人若讀了這份報告，不知做何感想？

當然，有許多人的虔誠，與盲信也相去不遠。他們或許太願意接受怪力亂神，儘管荒誕傳奇也寧信其有不信其無；或許太本位主義，覺得所看到想到夢到的，都一定是神在對自己啟示；或許太墨守成規，寧可倚靠習慣的宗教儀式，也不肯踏出思維的範疇；或許過度排外，對固有信仰造成威脅的都列為異端，偏激的甚至用血腥制裁，證明自己對神明的忠誠；或許畏懼死亡，害怕業報，所以只要可以讓心靈有所寄託，就不必太在乎信的合不合理。

這幾種態度當然都很極端，而且還會像病毒般感染，結果信仰單純的人也跟著狂熱，跟著固執，跟著拋棄理性，跟著依樣畫符。不過極端是程度問題，一般信徒多少也擔心神的懲罰，或因神不眷顧而絕望，或不斷覺得自己罪孽深重，或對遵守教條感到心力交瘁，或把世界二分法做抉擇，或認為除了自己群體以外都是神所不愛的人，或希望藉著更慷慨的奉獻、更通宵達旦的祈禱、更積極的事工參與、更投入的社會慈善，行為好到讓神一定會祝福自己。最後這種心理其實也往往是潛意識的自我滿足，因為世界幾乎都用物質財富來衡量人的價值，但貧富差距卻讓某些人覺得永遠卑賤，那如何彌補人格瑕疵？就是為宗教大發熱心，為社會正義出生入死，來證明自己比富人還有價值。好比一個學生考試成績不好，就為學校校慶奔波，希望獲得別人承認。假若這些症狀發生在人與人之間，大家都會說這是不健康的人際關係；換成是人與神之間，為什麼反而理所當然？

舊約聖經的《約伯記》，是很耐人尋味的一段辯論。約伯記本身應該是寓言，記敘一個叫約伯的人財產盡失、子女全亡、又受瘡病折磨，連妻子都拋棄自己。他朋友來規勸他向神悔改，約伯卻說他自己並沒有犯錯得罪神，為何神將他如此狠心拋棄？仔細看敘述，約伯一直固定獻祭，一直做善事，從未侵占別人財產，也從未忘記為自己家人無心之過代禱，該遵守的都遵守，額外的也盡力而為，可說在宗教上無懈可擊。當他受苦時還自己安慰說，神是要讓他火煉精金，變得更完全；但是在與朋友一番唇槍舌戰後，終於徹底信心動搖，到最後幾乎是哭著想與神對質。他的掙扎，在於所做的確實是合乎律例傳統所教導的，難道這樣做還不夠麼？儘管他活了大半輩子，卻只看見宗教，只看見祭壇，從來沒有接觸到神。

祭壇、教堂、公會、神社、廟宇、清真寺，假若放下宗教隔閡不談，這些機構組織都有能力，也有責任提供世人能孕育信仰的環境，讓人有機會到神面前；然而它本身並不等於神。所謂‘買櫝還珠’，其實人類常為宗教赴湯蹈火，所做的卻與神無關。

約伯與朋友們各執一詞，連辯論都不想繼續了，這時卻有個一直在旁邊聽的人終於發言：既然大家都一直說神高過人，神的旨意不是人能了解的，那為何又一直強調，要按照如此這般做，神才會眷顧自己？而相反地，約伯的‘擇善固執’，只是因為他所付出的與所期待的不成正比，居然還理直氣壯，自以為站在公義一方。發言的人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：“天不是比你高麼？你姑且抬頭看天，看那無盡的穹蒼。你若是犯了罪，關神何事？難道你的惡行能讓神受害麼？就算你多了百倍的過犯，對神又有什麼損失呢？反過來說，你假若行為正直，到底能為神加添什麼？難道神是從你手裡獲得好處？既然不是，那人類的惡只是對他人有害，人類的善也僅是對世界有益，有什麼資格自我膨脹，以為神虧欠自己？”

說穿了，這是有信仰的人最常見的盲點。人際關係多半建立在對等交易，所以我對人好，人通常也對我好；結果人往往也用這種思維模式，以為勤勞多方地進香朝聖就能蒙神眷愛，實際上獻祭再多也未曾看見神。

那麼，讓約伯改觀的是什麼？約伯記中列舉的，是浩瀚萬物的創造奧妙，是比人類龐大的自然現象，是神曾經顯在世上的一切作為。對外界知道的越多，就越自感汗顏。個體的存在猶如天地一蜉蝣，居然想與神理論，簡直比螳臂當車還可笑。這當然不代表宇宙本身是神，但是連五官可感覺到的宇宙都視若無睹，還能看到神麼？人眼界越狹隘，就越看不到自己以外的一切，然後受欺壓時才向神哀嚎，受轄制時才向神求救，受委屈時才憤怒地問，神在哪裡？平時卻不曾想過這問題。一旦真正與更大更廣的宇宙相比，再回想這宇宙只是神的能力的一部分，才驚覺自己無知。量子力學可以假設宇宙由大爆炸形成，卻無法回答，為什麼世界會有東西而不是空無一物？畢竟理論推演絕不只一個可能性，甚至幾兆次的模擬也未必能產生我們所知的宇宙，而‘太空’還幾乎都是空的，我們就偏偏活在那個最特殊的可能性當中。約伯最後說：“我從前風聞有神，現在親眼見神。”聽到的，是傳統律例宗教儀式；看見的，是與無限接觸的那一剎那。

讀歷史也是一樣。人可以凝視無限的空間而感到卑微，一樣也可以瀏覽無限的時間而感到渺小；但是自覺之後，人又會怎麼做？是積極把握光陰，或是消極自甘沉淪？是更否定神，還是更相信神？神或許不在乎個人的善行惡行，但這些終究會影響人類世界，間接造成某些族群長存，某些團體消失。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社會、心理、語言、人文學對歷史上群體的存亡都各有解釋，但誰也無法預測究竟千百年後歷史會淘汰哪些人，留下哪些人？假若歷史篩選了極少數的群體，我們的祖宗前輩又何能何德，讓我們今日能存留在世上？老子說的最坦誠：“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”舊約先知也說：“世人哪，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謙卑與神同行。”

謙卑，代表認清自己所知有限，不敢自傲 ，更不敢隨便把自己對宗教的扭曲態度轉授給他人。這並不是不去認識神，而是返璞歸真，走在沒有狂熱、沒有指責、沒有奢求、沒有自滿的信仰路上。

從亙古到永遠，人在看自己滄桑一粟，站在有限與無限之間，似乎明白了什麼，又似乎還是什麼也不明白。不明白，那就繼續走下去吧，反正有神同行，就是微渺也無所謂，又何必擔心不朽是什麼？萬一在喧囂塵世中迷失了，在寂夜孤獨中恐懼了，在宗教氣氛中看不到神了，也照樣可以回到曠野再度瞻望。屈原《離騷》道：“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”幾千年來，亞伯拉罕所走過的曠野路，又遙遠又坎坷，人卻依舊在走，甚至在朦朧中摸索著路前行。幾千年來，儘管人看不到神，失望時埋怨神，驕傲時褻瀆神，憤怒時要與神對質，神仍然一直在看顧帶領人。或許人所要接觸的永恆，其實就在自己身邊，只是從未去注意而已。英國奇幻作家Sir Terry Pratchett曾說：“難道將水變酒才是神蹟？用陽光、藉葡萄藤、加上時間與酵素將水變酒的常見現象，豈不是比它精彩千倍的神蹟麼？”

人是宇宙的一部分，也是歷史的一部分。不過歷史是由神與人一同寫出來的，所以看歷史比看宇宙更能了解神與人的關係。人雖不才，卻不斷有機會選擇想走的路，神也不斷從中修正目標，引導方向。所以山高水長也好，平坦大道也好，甚至峰迴路轉、此路不通也好，只要能寧靜致遠，順利走向未來，就該感謝神了。

（完）

亙古：讀聖賢書學何事？

（圖：杜拜Dubaiدبي‎）

幾年前有個流行的話題，稱為‘巴別塔的咒詛’。傳說人類為了弘揚己名而建造通天的巴別塔，神因此分散人類語言，讓人分佈各處；現代的詮釋則是：建造世上最高建築物的地方，接下來都會面臨經濟困難。1894年費城市政廳成為最高的建築物，賓州鐵路業從此蕭條；1931年紐約帝國大廈落成，華爾街的股災卻已經帶來為時十多年的經濟衰退；1973年芝加哥的Sears大樓竣工時，美國中西部產業正因石油恐慌開始‘生鏽’；1998年馬來西亞Petronas雙峰塔完工時，正值東南亞金融風暴；2004年台北101啟用，台灣的經濟已經在走下坡；2010年杜拜興建哈里發塔(Burj Khalifa,برج خليفة)，之後波斯灣經濟幾乎完全停頓。說是咒詛，似乎也不為過。

人之所以記載歷史，分析歷史，教導歷史，主要莫過於是希望能從歷史中，看到與現在相關的實例，作為鑑戒。唐太宗說：“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。”不管是個人想出人頭地，或是國家為了尋找長治久安的法則，汲取先人教訓總是能減少自己的冤枉路。

可惜歷史往往充滿悖論矛盾，偏偏都能自圓其說：有人因努力而布衣卿相，也有人因走後門而飛黃騰達；有人積少成多而腰纏萬貫，也有人不義而富且貴；有人靠汗血功勞立國安邦，也有人靠耍權謀坐擁天下。傳道書留下諷刺，一個窮人用智慧拯救一個國家，卻沒有人紀念他；沒有紀念，就代表歷史沒記載，那麼到最後歷史留了什麼？是史官一成不變的貶敵抬己、成王敗寇？還是民間一廂情願地塑造傳說、美化英雄？就算以整個社會而言，典籍裡有因背棄神而滅亡的，也有因執著宗教而變得文明封閉晦暗；有因追求自由而獨立成功，也有因自由而被斬草除根，甚至因自由變得無序，最後連提倡自由的人也死在斷頭台下；有因崇尚平等而打破階級分隔，也有為公平而劫富濟貧，導致富人遷離或停止產業，結果社會‘公平’貧窮；有因嚮往‘愛人如己’的精神而造就互助關懷的大同世界，也有因過度博愛而讓救濟的重擔壓垮政府。

諸如此類的例證不勝枚舉，但究竟歷史教訓相不相關？人究竟在推本溯源，還是在刻舟求劍？其實都很難評定，因為篩選資料時總會加入個人主見，但主見也可能是偏見。矽谷有些知名創業家是輟學開公司，但其他輟學又事業失敗的人，既沒財名也沒學位，社會自然未曾聽說過，於是就斷定完成學業與成功無關。果真如此麼？船難中或許有人祈禱後獲救，這固然讓虔誠的人信心大增，但其他求神眷顧卻仍溺斃的又該如何算？不過這類個人意見影響還小；有心煽動社會的人，往往擅稱史書是執政者撰寫的‘謊言’，全部不可信，然後自己就名正言順地改寫歷史。這種態度實在很齷齪，似乎前人的畢生貢獻全是有企圖，自己借題發揮反而清高。難道不尊重古人的智慧結晶反而值得誇口？實際上再怎麼矛盾的資料，也比自己亂編數據有價值：印第安人在歐美移民登陸前，終究沒有科技、教育、或商貿關係；黑奴被賣到美洲前，在非洲平均壽命可還不到三十。歷史即使會郭公夏五、指鹿為馬、張冠李戴，畢竟不能無中生有，把戰敗寫成戰勝，把天災人禍寫成國泰民安。

既然如此，歷史中肯定有關鍵性的條件因素，才讓某些國家成長卓越，某些國家銷聲匿跡。不過這一來很多政客又短視地認為，只要加入某些政策，國家社會就會富強繁榮。結果努力鼓吹教育，高學歷者卻找不到工作；積極強調科技，科技園區卻在養蚊子；提供低收入戶房貸福利，貧富差距卻因炒作而拉得更遠；立法提高勞資，產業卻因競爭困難而不斷外移。一個國家要走上康莊大道，又不是在檢查學生作業，怎麼能偵試合格打勾就算了事？

身兼哈佛、史丹福與牛津歷史經濟教授的Niall Ferguson，曾提出國家要長久所需的四個基礎條件：民治、法律、經濟、和社會約束力。乍看之下有點眼熟，其實這四個簡單的要素，幾乎就是中國古書上所寫‘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’的現代版新釋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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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家貧則思良妻，國亂則思良相’，先秦百家許多智者，縱算不是拯救靈魂的宗教聖人，也都希望能以文治武力，奠定國家的根本。然而時代變化下，四維八德已經被遺忘；文革紛亂中，傳統道德觀倍遭唾棄；物阜民豐後，大家又只追求標新立異的社會進步偉論。其實最基礎的，反而是最難的：

一、禮，不逾節。不逾節，則上位安。當然，《禮記》中的禮，並非僅是禮節，大半還是政策程序、官員司職需要等等考慮。再原始的人類社會也會有政治制度；儘管國王可能被總統總理取代，但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不可能持久。‘國不可一日無君’誠是至理名言，至少要有中央政府，讓人民有行政制度可依靠，不致成為一群無牧人的羊；換言之，政府是為人民需要而形成，不論古代‘馬上得天下’，或是現代‘選賢與能’，總要得民心才能得天下。

問題是，今日社會大多講求民主，民主卻未必是民治。人的注意力有限，所以能吸引民眾目光的，甚至能花錢用媒體造勢的，就眾望所歸地成為領導。更遺憾的是，大部分人會把自己的需要，與整個社會的需要混為一談，許多政客自然打著‘不勞而獲’的旗號欺哄民眾。或許有人相信民主社會可以罷免選出的領導，其實民眾的意見很紛雜，再怎麼貪污的官員，一樣有無知民眾為他們辯護。既然民主達不到目標，熱心人士乾脆用示威靜坐絕食抗議，或用名人上新聞，網路輿論攻擊，來達到政治目的；說這些是變相廣告，也不為過，畢竟這種手段就是在省略必要程序，直接強迫社會立刻對事情做判斷。大家探討的，可能是芝麻蒜皮的無聊瑣事，可能是捕風捉影的性侵歧視案，可能是商業對手的污衊伎倆，可能是政客參選的心理戰術。假若有足夠時間冷靜思考，民眾大概要對這種‘非禮’的政治行為嗤之以鼻；但在24小時媒體轟擊專家警告下，大家又覺得這些果然是嚴重問題，不趕快達到共識不行，然後就正中下懷，群眾威脅領導者做出莫名其妙的決策。到最後有效解決問題的制度被破壞了，社會問題卻未必得到改善，甚至政府所做的決定反而對多數人有害。

但即使是君主或專制社會，‘不逾節’還牽涉另一層問題，就是政府機構滋生：每當有社會問題無法解決，官僚們與其對症下藥，倒不如另立新部門，好對人民有現成交代。這現象短時間看不出來，久了卻會導致‘九龍治水’的問題：每個局長都參與開會討論，每個官吏都領薪水，卻沒有人真正負責問題。誠實說，超出需要的政府制度，是人民的不幸。國家若不防範政府不做事，人民不服從的現象，終會導致政治動盪，民心思變的結局。

二、義，不自進。不自進，則民無巧詐。人類自古就知道法律的重要性；但有太多地方締造的並不是‘法律社會’，而是‘律師社會’——只要能贏，誇張扭曲事實、顛倒是非也沒關係；只要賺錢，社會正義淪喪、殺人犯獲釋也無所謂。根據2014年問卷調查，80%美國人信任護士，卻只有21%人信任律師。然而美國這等法治國家中，律師只佔6%人口，國會卻有45%是律師出身；換言之，擅於耍嘴皮走入政壇的人特別多，而這些人偏偏又是負責立法。也因為有太多人知法玩法，甚至以身試法，‘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’的現象已不稀奇：社會常稱的‘特殊利益團體’，其實就是獲得政府特權優待的團體。估計一家公司靠遊說政府所得到的投資報酬，竟可高達22000%，也就是說，單靠政府補貼減稅壟斷尋租，居然比正規經銷所賺的還多。也難怪越來越多工會集團、國際企業、金融公司，都因‘朝中有人好辦事’而養肥自己，保障利潤。舉例說明：近年來谷歌計劃在一些城市提供光纖高速網路，足以帶動地方資訊業，可是有些城市的當地網路服務，卻拉攏政府立法禁止新競爭，結果城市白白損失更有利的科技，只有那些霸占一潭死水的人得意洋洋。

失去正義，人就只求自己的益處，然後大家拼命動歪腦筋走後門。不過社會正義很少瞬間消失，而是像血管被膽固醇梗塞，導致血液循環逐漸下降，最後連組織也壞死。但會讓法律社會變質的，卻往往是不良的法律：政客為討好民眾而趕緊通過華而不實的法令，等到律師開始鑽法律漏洞，政客又增加新條例，補了一個漏洞卻製造兩個新麻煩，讓法治更混亂，最後立法的本意已經被意料外的後果抹殺了，白費筆墨。可是再怎麼失敗，這些律令從沒被廢除，寫了就永遠擦不掉；而政客也從不為自己的錯誤道歉。西方法學有諺語說：“特殊狀況會造成壞的法律。”意思是法律是要為一般民眾寫，不是為了解決極端貧窮可憐、暴力恐怖等例外案件，而讓更多百姓受害。今日一些新法案動輒上千頁，連律師都無法詳讀，何況民眾？而不懂法律的群眾，又怎能維繫法治社會？

三、廉，不蔽惡。不蔽惡，則行自全。無論‘清廉’（不貪財）或‘廉價’（便宜），廉的意思多少與金錢有關。在經濟未繁榮的社會，不妄求不浪費就是一種美德；可惜經濟起飛後，奢侈反而是大家標榜的模範。當然，吝嗇並不值得尊敬，花錢也不全是壞事——至少歷史每一代產業突破，總要先有富人願意訂購印刷書籍、搭輪船鐵路飛機、買鐘錶留聲機收音機汽車電視冰箱冷氣電腦手機；等到這些產業成氣候，市場有相當的供需，小市民們才有辦法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。講更直接點，沒有相當的經濟，就沒有日後的產業進步；重要的並不是省錢，而是明白錢的重要性。人對真正看重的事物，畢竟要負責，否則肯定會賠上相當代價。

那麼，不明白錢的價值，可能就任意揮霍。這對個人而言或許造成貧困，但假若整個社會對錢運用不當，政府反而會拿人民的錢來掩飾惡果。舉最明顯的例子：2007年經濟衰退，世界許多國家都趕快花錢‘拯救’經濟，美國甚至對房利美(Fannie Mae)房貸美(Freddie Mac)輸困兩千億美金幫助周轉。但真正造成次貸危機的不正是這兩家瀕臨破產的‘政府贊助企業’麼？而其他大公司大銀行接受政府保護的，也都是經手次貸的罪魁禍首，那政府拯救這些公司，到底是在隱瞞自己大幅降息的後遺症，還是在鼓勵同流合污的人繼續不負責任？就像錢可以助長富二代的豪奢墮落，政府也樂得矇騙自己，覺得不讓這些‘大到不能倒’的企業受到挫折，是身為人民保姆的天職，殊不知自己就是姑息問題的肇因。而比較有責任感的小公司，既因經濟拮据倒閉又得不到政府救援，反而是這時代的淘汰者。應該適者生存的環境，卻被大量救濟扭曲成弱存強亡，不成材的反而捧著鐵飯碗。

而掩蓋罪惡的後果，就是未來碰上經濟問題時會變得更危險。錢是人生必要的盾牌，可以抵擋意外減少損傷，所以聰明人都會預備資產做後盾；但假若把盾牌敲裂耗薄了還不自覺，總有一天會失去安全。今日希臘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烏克蘭、委內瑞拉、阿根廷等地區財政紊亂，逾七成人民靠政府吃飯，但這些地區並非不毛之地，甚至可說條件比大多數國家優厚，理應不該如此窘迫，那為何處境這般？以史為證，它們有錢時對國內企業過於呵護，每遇到經濟困難就不惜向外國借錢保護這些產業，到頭來寧向外國賴皮不還債，也不敢讓沒生存能力的企業瓦解，結果債台高築。這終歸是執政者‘豐年不記旱年苦’的下場。

四、恥，不從枉。不從枉，則邪事不生。社會約束力並不像其他三維容易定義，畢竟人不喜歡在精神層面被綁住，但它一直都存在：可能是家族朋友的督責、或私塾學院的諄誨、或宗教信仰的道德觀、或商協黨派的門規、或社會慈善團體的號召、或警察保安鄰里守望，形式不一。約束當然是希望人有固定的行為模式，比方不要好色邪淫，不要酗酒吸煙，不要見死不救。縱算沒有法律明規，很多人仍願意奉行這些約束，因為約束的背後，也形成一種社會向心力；否則只有民治、法律、經濟，誰想歸屬於一個連鄰舍都不互助的國家？

然而在國富民強的環境下，很多人逐漸自毀長城，把約束看為無聊的傳統包袱，我行我素。孝敬父母、尊師重道的程度大不如前，而只生不育的父母、敷衍了事的教師也大有人在；美國自稱固定上教堂的人只有37%（實際還不到20%），歐洲大半地方還低於10%；社會上曾有獅子會推行市容整潔活動，有扶輪社鼓勵高品質服務社會，有癌症協會提升民眾認知，有紅十字會與樂施會提供戰爭災區的醫療或生活需要，還有各樣基金會提供許多成績優異的學生全額獎學金，可是這些團體都日益式微，甚至因為一些污點而被政客媒體抨擊，民眾也就不再共襄盛舉；近年來各國都有警民衝突問題，種族紛爭地方尤其嚴重，很多人民甚至視警察為死敵，隨時準備以暴力抵制。當然，人都有缺點，所以約束力也可能矯枉過正；但這些倫理、師道、信仰、公安、社會關懷的體系，都是古人傳承下來，為了不讓社會瓦解的珍貴遺產，甚至可說缺乏這些約束的社會，都在歷史洪流中湮沒了。難道滿口破舊立新的現代人，比古聖先賢還智慧麼？

當然，人都會挑選血統思想經濟水準相似的人，也就是自己認同的人，視為團體的一份子，這是生物物以類聚的天性。可惜社會往往要群體強制接受不相似的人，不服從的就貼上歧視侮蔑的標籤，結果成績好的學生被迫與程度差的一齊受教育，愛護社區的老人被迫與垃圾狗糞滿屋的邋遢漢為鄰，白手起家的董事長被迫向女權運動的暴君道歉，社會只製造出更多衝突折磨。不想與世界爭辯，世界卻還來死纏不休，算了，既沒有約束力，那就從此不再付出向心力。今日種族最複雜的社區，反而是左鄰右舍最漠不關心的地區，連曾享盛名的學者都懶得參與當地學校的活動。再廣義地說，社會缺乏凝聚力，人民也不可能愛國；在歐美受教育的青年，卻處心積慮要在歐美國家製造恐怖行動，這並不是社會包容不夠的問題，而是社會失去約束力的問題。

說了這麼多，實在很令人沮喪；然而歷史教訓有時讀起來的確不舒服，難道就不去讀？人類社會好比摩天大樓，建得越高，地基越要紮穩，否則只追求世界第一卻搖搖欲墜，不築也罷。因為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歷史，歷史畢竟並不只是豐功偉業的記錄，更非讓人大膽推斷未來的工具。我們讀歷史時似乎會產生幻覺，讓我們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一面。究竟世界秩序、因果關係、未知變數如何？假若我們連今日都控制不了，那我們預測、計劃、安排未來，能有多少效益？

建造巴別塔或是建造哈里發塔，始終都為了留下不朽的名譽，但不朽，又是什麼？我們若遺忘了過去，未來是否會記得我們？

累積：資訊轟炸

戰爭是破壞，所以一般人都反戰；然而科技所帶來的‘創造性破壞’，卻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。90年代世界最重要的改變，既不是經濟金融，也不是政治軍事，而是大量資訊流通。這大概是自文藝復興以來，最顛覆傳統的突變，而這突變仍在持續演進。就像第一本印刷聖經出版時，根本沒有人能預料：1）天主教權威即將動搖，2）新科學即將誕生，3）歐洲的經濟與軍事即將稱霸世界，4）人類對教育兒童越來越重視，甚至視為理所當然，5）中產階級會取代貴族，更出現沒有皇室的國家。相同地，現代人生活幾乎不能沒有網路、手機、數位影像、音樂、視頻；加上各國政府擁有民眾資料，廣告公司蒐集消費動向，軍事反恐需要可靠的偵查情報，金融投資靠的是瞬息萬變的財經分析，飛機貨輪交通水電醫療快遞信用卡，全憑日理萬機的電腦系統24小時無休負責全球七十多億人口的一切事務。縱算有人排斥新科技，資訊時代也不會消失。正因為它如此重要，又有誰能預料，未來世界會出現什麼樣的改變？

當然，沒有電腦就沒有資訊時代；但是美國陸軍研究實驗室在1946年建造ENIAC計算機時，資訊業並沒有問世。就算到了60年代，太空總署為登月計劃而購買‘個人電腦’，或70年代日本開發電子計算機，美國Intel公司生產第一款八位元處理器，蘋果電腦開始銷售方便自用的電路板，國防工業設立最早的網路ARPANET，資訊仍不成氣候。80年代家用電腦逐漸有銷路，IBM佔領商業電腦市場，銀行業也爭相購買大型主機負責金融交易與數據處理；通訊業者開始有網路服務供應商，甲骨文公司(Oracle)成為世界最大的數據處理軟體業者，年收入僅次於微軟(Microsoft)；有人創制網路控制的國際標準(TCP/IP)，有人發明WWW（萬維網）的統一標識，連最早的網路病毒都亮相了，可是‘資訊’一詞實在還太抽象。這些發展固然奠定基礎，但對於非科技業的人，恐怕與目不識丁沒兩樣，更別說參與投入。

真正水到渠成的催化劑，是1993年改良的網頁瀏覽器。人是視覺動物，眼睛若看不到，就難以判斷事物的實用；可是一旦看到，網路立刻變成炙手可熱的媒體新產品。不久論壇出現，大家踴躍討論意見；青少年熱衷於線上日記或自做網頁；畢業生標榜網站經驗求職；公司怕競爭被淘汰而積極僱用網路工程師。電郵、網路新聞、即時通訊、網際通話、網路購物、社交網、線上游戲，都在短短幾年內變成許多人的每日需要。

而也在這期間出現兩種異動。第一種是對等網路(P2P)，也就是每個用戶都不需經過一般網站的中央服務，而是各自形成服務器，藉著整個群體交流信息，所以能取得文件卻不容易追踪。對於想保障隱私、盜版音樂電影的人，對等網路可說是無上福音；甚至後來的網路貨幣流通、網路黑市販毒，也是靠這種難以查詢的線上活動。首先遭新科技威脅的自然是娛樂業，之前高價賣的唱片，可能只有一首歌值得，很多人寧可從網路上抓，抵制唱片公司賺取暴利；音樂界想要打壓網路上的文件交換，卻難以斬草除根，而隨著電腦容量擴大、網路速度加快，連尚未播放的電視節目或剛殺青的電影，往往都在幾小時內成為年輕人惠而不費的娛樂，更有人說，網上哪有人花錢買色情？言下之意，免費就是網路帶給人最棒的福利。這看法道德與否不討論，‘資訊’的定義已涵蓋古往今來所有智慧產品。

第二種異動，是大量資料的蒐集堆積。谷歌(Google)和臉書(Facebook)都是代表。它們固然也提供其他服務，但他們最重要的收入來自廣告費；要廣告就得投其所好，知道每個用戶想買什麼；而要了解，就要先看個人電郵短訊、查詢消費習慣。對這些公司，收集資料並不困難，免費的背後，很多人已經習慣甚至樂意與人分享，舉凡珍藏幾十年的絕版書報，或是自己數位拍攝的照片，都逐一搬到網路上（就是所謂雲端）。既有資料，要查出一個人生日家庭、證件號碼、學校工作記錄、收入資產、犯罪前科、病歷服藥都可以，連吃什麼早餐、用什麼牙膏、聽什麼廣播的嗜好也清楚。一個人腦容量有限，頂多只能認識150人；但公司們要認識用戶，憑電腦大量記憶就夠了，可說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

然而堆積了這麼多資料，又代表了什麼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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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世紀煉金術認為，一個人包含水35公升，碳20公斤，氨4公升，石灰1.5公斤，磷800克，鹽250克，硝石100克，硫磺80克，氟7.5克，鐵5克，矽3克，其他少量元素十五種，但全部加在一起卻不能變成人。科技發達後，專家也開始實現人類基因組計劃，不過就算能解開每個基因的奧秘，加起來仍不等於一個人。同樣地，現在社會努力獲得個人資料，但難道這些資料本身就等於人？

我們對資訊要問的問題太多了。首先，資料可信麼？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，線上資訊只會更混亂。青少年為了不讓人知道自己在鬼祟什麼，很多報假名、改性別、亂填資料、謊稱成年；交友網站上的用戶，多半用修飾照片，有的謊報身高年齡三圍，有的不公開自己已婚，更沒有人直認有性侵記錄。有不少網站為了向投資人證明自己創辦成功，連假用戶也得濫竽充數。相反地，每家公司網上徵人，都習慣把履歷表中的花團錦簇打了折扣再評量。一般人讀了網頁上的訊息，會直覺地懷疑，因為可能是變相廣告，可能是惡意誣衊，可能是無名氏不負責任亂講，可能是無聊人故意找話題鬥嘴。真實世界通常要篩選資料，鑑別專家，否則債台高築的人談投資致富，報社連刊登都嫌對聲譽有累；但網路讓任何人都能自己當主編主播，於是狗皮膏藥也能吹噓為萬應靈丹；垃圾郵件更不在話下。甚至詐騙在科技輔助下，偽造身份易如反掌，也讓各國調查局難以追踪。

不過另一方面，資料誰在看？政府？保險業？行銷公司？非法集團？愛挖瘡疤的記者？喜歡三姑六婆的親屬？善妒的前妻？報復的男友？很多人太隨便與人分享資料，等到緋聞艷照曝光後才又哭說自己是受害者。沒有網路之前，明星偶像會有經紀人幫忙建立、保持形象；網路固然可以讓人一夕成名遍天下，但大部分人並不懂得如何培養或維護形象，結果把自己招牌砸爛了還懵然不知。這是個人魯莽，不提也罷。比較危險的是由於錯誤資訊而遭殃：有人無法開銀行戶頭，應聘也沒被錄用，甚至租房子都被刁難，只因某個同名同姓的刑事犯被逮捕時，政府人員把資料搞混；這種麻煩已不罕見，可惜如此細微的問題卻會讓無辜人一生受苦。更危險的是匪徒駭客專門鎖定某種資料，伺機竊取，畢竟‘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’，越值錢的資料就越有人下手。一家保險公司的電腦失竊，可能波及幾百萬人；一家大型連鎖店的顧客信用卡資料被盜，恐怕會使整個社損失上億。儘管密碼讓破解時間變長，解碼技術卻也每年進步，而最善於解碼的又莫過於網路駭客與情報機構。當然，世界各國政府都重視機密保管，但大家總是相互監聽，甚至對自己人民也防範猶恐不力。到最後資料越多，圍觀者也越多，然後人又擔心資料外洩而建築各樣防護牆，如此循環不息。

這樣講似乎危言聳聽，實際上資料價值為何？絕多數都是不值錢的。雖說人人平等，但許多人的生活實在枯燥乏味；單以一大堆社交網站所分享的照片來看，57%是食物，30%是自拍特寫，10%是自家寵物，毫無創意可言，甚至拍照幾萬張，連自己也沒翻過，更不知為何留念。假若有人認為手機可以讓人變成攝影藝術家，網頁能讓人變成文豪，線上書籍能讓人隨時進修，很抱歉，一般人並不是‘見賢思齊’的料，年輕人反倒爭相‘與下層看齊’。別人有刺青，自己也弄個刺青來拍照留念；當紅電影主角出口成‘髒’，線上視頻裡大家也髒話對喊。就算是正經內容，網路上仍有太多‘天下文章一大抄’，‘為賦新詞強說愁’，‘三過其門而不入’之類，要找值得的資料簡直是海底撈針。50年代有Sturgeon定律說：“90%的任何東西都是垃圾。”這是還沒有資訊劇增前的感慨，現在大概99.9999%的網路內容都是垃圾，即使儲存再多的資料也未必‘開卷有益’。舉例來講：假若國安局要尋找恐怖份子，因而搜索每個民眾的網路通話記錄，一億通電話也未必能獲得一分鐘的相關資料。不蒐集資訊，根本無法辦事；但蒐集了資料，有誰讀得完？就算讀完了，又有什麼意義？

換言之，沒有分析，再多的資料也是白費。可是這堆龐大的資料要靠電腦來分析也有不少問題，比方最基本的住址，沒有分項解讀，怎麼知道哪個是郵遞區號，哪個是公寓號碼？東亞記錄日期是用年月日排列，美國卻是月日年，而歐洲是日月年；其餘公制英制、攝氏華氏、成長率如何計算、價差以什麼為基準，諸如此類細節就讓人傷腦筋，單是整理出可用的資料格式已經要佔去大半時間。這才只是開頭。電腦系的人常說：“輸入垃圾，輸出也垃圾。”符合格式的數字未必合乎邏輯，一個人身高總不可能小於零，年齡總不會幾千歲；如此篩選適用的資料又會花不少手續。連數字都不易分析了，網路上浩瀚資訊幾乎以圖文居多，也沒有用戶愛填枯燥表格，怎麼辦？矽谷不少公司現在都在研究語義學(Semantics)，任何能將一串文字符號轉化為含義的軟體系統，自然能領先市場，獨占商機。然而語義並不是文法；就算句法結構符合規格，就算網路搜尋可以根據輸入而提供建議，這只是憑大部分字句組合的常用性猜測，與含義還相去甚遠。

坦白講，電腦網路記憶驚人，看似聰明，其實連五歲孩子能理解的事，電腦都做不到；它可以辨認指紋，可以立體模擬一張臉，甚至可以查出這人的身世背景，卻不能判斷他手上拿的盒子，是要給孩子的禮物。人工智慧專家Ray Kurzweil曾下定義：“能有目的地消除資訊，就是聰明的第一個表徵。”其實每個人眼睛每秒鐘也捕捉了許多資料，但人並沒有‘過目不忘’地記憶這些資料，而是抓到重點，然後把其他的刪掉；所以我們看到別人能直覺地認得是誰，倒是連自己父母孩子的五官都未必能正確形容——畢竟無誤地描繪一個人幫助不大，能知道對方是誰而適當溝通才更重要；記住別人的生日血型學校成績，益處還小，能在接觸中認知對方今天很累很忙很消沉，了解對方興奮什麼擔憂什麼生氣什麼，才是日常生活所需的‘本能’。也可以說，現在電腦還做不到人類的歸納整合推理判斷。它能搜索西洋棋下一步的所有可能性，但這僅限於有固定規則的環境；人類卻無時無刻地編出新準則、更改舊條例、剔除壞習慣。思考學習，就是為了不必去累積所有繁複的資訊：一個萬有引力公式可以取代幾千年的渾天儀記錄，一種病理研究可以解釋幾萬人的不明症狀，一句至理名言可以涵蓋幾百代的跌倒站起。當然，電腦軟體仍在持續進步，今日出現無人駕駛的汽車，十年二十年後照樣會日新月異；但資訊理論並不會改變——不簡化，就不算聰明。

可惜簡化的同時，人也不斷增加新資訊，而且增加的速度比整合歸納還快。今日很多人靠知識賺錢，即使是針對每家公司的業績利潤員工薪資產品反應，資訊都已經多如洪水；何況知識還衍生更多知識。舉例而言，市場競爭會促進產品改良，但怎麼改良、誰負責改良、何時開始改良、要多少預算、是否有產權專利問題、改良後如何評量、如何測試消費者滿意程度、若達不到預期要怎樣善後等等，都是之前沒有的資訊。越上層的經理董事，越需要面面俱到，也因此大家努力開會研討查資料問專家，唯恐一點疏忽，擔當不起責任。職場以外，人還是每天面對數不盡的資訊：有房子的人會閱讀稅金貸款的項目，有車子的人會注意維修保養的要訣，有孩子的人會著重師資校友的水準，有投資的人會擔心報酬風險的變動，有電腦的人會顧忌病毒隱私的問題，想購物的人在網上不是‘貨比三家’，而是‘貨比三十家，每家三十款’。在乎的事情多，要找的資訊也更多。就算不想碰資訊，資訊一樣隨著媒體廣告氾濫、親友口耳相傳；何況很多人吸收資訊已經上癮了，不查網路比不吃飯還難熬。但是人終歸受限於腦神經科學，攝取得多，能轉化為養分麼？或者徒然耗時耗力而已？

究竟資訊轟炸下，人類想學的是什麼？又是否真學到了呢？

        我們在資訊裡面失去的知識，到哪裡去了？
        我們在知識裡面失去的智慧，到哪裡去了？
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——艾略特(T. S. Eliot)，《磐石》，1934年